[56]"劝解"及其效用，包括其不断持续，不是单方的一厢情愿，亦不仅为宏观传统法律文化的塑造，而是另包含微观双方需求互动影响的裁判产品。
参见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但是，Dworkin理论的后续部分以及目的，与本文是不同的。见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5th， revised and edited by R. Campbell， London： John Murray， 1885， p. 1073.同时，其也相信，经过实证分析研究之后，可以发现现存法律现象的不足或弊端，从而开出适宜的建设性药方。
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科学式共时法学出发点的法律诸概念，通常来说，也正是科学式历时法学的出发点。在前述中，我仅仅是用例举的方式，将其展示出来。[30]档案员当然可以依赖相互联系的证据进行甄别工作，作出某种判断。这样，带有历史语境标记的学术范式，使研究者的思考成为语境化的，并可使其适恰地融入既存的游戏规则。不奇怪，各类法律文本之间的实践互动关系十分复杂，从不同角度方面切入，得出不同的重要性论断，将是十分自然的。
1950年代，中国在各个方面呈现了新旧势力（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激烈争夺的特殊历史情形。参见陈景良：《新中国法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立足于1957-1966年的考察》，《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首先，第三方参与立法没有制度化、常态化和法律化，没有作为一项法定制定规定在相关法律中，而且第三方的参与只局限于某一个环节，例如只试点委托第三方起草法案，没有使第三方从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参与立法。
实践中可以同时委托两家以上的第三方，并对任务完成情况展开评估工作，建立对第三方的问责机制，要对履行不良的第三方建立黑名单制度，从而保证第三方的中立性。再次，具有专业优势的第三方在立法时若不进行充分的立法调研，面向真实的现实世界，不利用专家联系公众的优势，广泛吸取各方意见，闭门造车，则其起草的相关草案会脱离实践，太过理想化或太超前，从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凡受到某项立法影响的人，应该充分参与到立法的制订过程中来。 摘要：为了提高立法的质量，实现制定良法的目标，切实保障立法的科学与民主性，党中央决定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同时要求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
第五，加强对第三方参与立法的监督和指导。如德国《能源经济法》第62条规定，由独立的评估委员会每两年对电力市场的竞争状况、法律的适用情况以及竞争监管与规制作出评估，该评估报告提交给联邦政府。
[8]因此，第三方参与立法在提高科学性的同时必须要强调其民主性，第三方立法也必须注重民主程序，召开听证会、畅通公众参与途径，在充分听取民意，代表民意，凝聚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做到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的辩证统一，在科学和公众参与之间达成某种平衡。此次《决定》没有提及立法后评估，忽略了立法后评估对于提高立法质量的重大作用，未从第三方参与立法的全程性来发挥其功能，颇为遗憾。其次，要探索多元化的起草机制，将第三方立法、部门立法、人大立法结合起来，进而构建起各方平等博弈、利益表达方式和途径多元化的立法新机制。[5]但实践中的第三方参与立法也存在一些问题。
[4]重庆、上海、宁波等地也将立法项目委托专家学者或科研院所或律师起草。因为第三方中一些专家学者可能对实践中的问题认识不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深入、准确，此时立法机关应该发挥主导和指导作用，适时、适度介入，行政机关也要积极配合，提供信息，创造机会，为提高草案的质量打下良好基础。实践中，我国传统的立法模式是法律法规起草多由主管的行政机关负责，然后提交人大常委会进行表决。在这一点上国外有许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同时该评估报告向社会公众公开，每个公民都可以查阅。第三方参与立法，特别是第三方中的专家学者，能够为立法带来多方位的视角，将现实存在的问题反映于立法中，突出起草法规草案的科学性、针对性。
第三方参与立法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时建议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同时要求在立法方面，要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现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日趋复杂多样，在环境规制、健康保护、食品安全领域等风险规制领域，无论是立法者还是监管者的知识均无法回应立法实践的挑战。
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国家立法部门化，部门立法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为公众所诟病。第一，部门立法可能引发立法腐败。法律与公平正义的理念紧紧相联，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立法打架的现象损害了法律的应有之义。作为拓展公民有序参与立法工作的有效途径，其对于推进开门立法，促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重大深远意义。总体而言，目前实践中第三方参与立法的试点主要集中在民生和环保领域。人大立法机关要对所立法律法规的指导思想、框架加以指导，要利用立法前期评估制度充分掌握立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形成与第三方紧密合作、定期跟踪的模式。
[2]专家们在起草过程中利用专业知识，全面借鉴国内外经验，或者以访谈、调研、问卷等形式了解普通公众对立法的意见，并邀请公众参与草案的起草过程，无疑可以充分落实并提升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如果不对第三方进行有效监督，其也很可能被利益集团俘获，成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立法的公正性和民主性无法保证。
立法前评估重在评估立法的必要性、合法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通过第三方客观中立地评估立法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实际影响，来决定是否立法，从而实现立法资源公平和有效的配置效率。而立法后的第三方评估则是在法律法规实施后，由第三方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尤其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立法的实施效果、存在问题等进行调查评估，提出完善建议。
[3]第三方评估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为提高政策落实提供了制度性和技术性支撑。[1]第二，立法过程封闭。
但是，要想让第三方立法真正发挥作用，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不仅要在人大主导立法上下功夫，还要在完善第三方参与立法与评估的制度建构上下功夫。由此可见，第三方参与立法，必须在强调其参与的全程性基础上，破除对第三方独立性的假设和臆想，必须强调第三方参与立法活动本身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切实保障第三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才能避免立法的公正性被利益交换所替代，立法的民主性被所谓的专家代表所蚕食。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利益日趋复杂，构建多元的利益表达机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作法。例如，为了克服立法背后的部门利益扩张，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每年根据年度立法计划，将专业性强、群众关注度高的法规项目统筹安排委托给9个地方立法基地。
一方面，立法的科学性意味着法律体系整体结构的理性化，表现为立法人员专业化以及法律法规具体条文的高度技术化。由第三方在全面考量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与公众进行充分的风险交流，通过开放透明的信息沟通机制来帮助公众理解和判断科技风险，同时以保障民众健康为首要价值追求，通过公开透明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在立法中兼顾多方的利益诉求，从而缓解立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张力，实现立法过程中科学性与民主性的有机统一。
例如，北京市曾在2010年委托第三方对《北京市实施动物防疫法办法》进行立法后评估。中立超脱的第三方改变了以往上级政府作为第二方评估的利益连带关系以及政府内部自我评价的报喜不报忧现象，有利于监督政策的执行和提升政府公信力。
[6]立法前和立法后评估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措施，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例如，美国在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下专门设立信息和规制事务办公室(OIRA)，负责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审查行政规章，并提交规制影响分析报告，对规制成本和社会收益不成比例的规章，该机构可以直接改变，或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修改，或者劝说行政机关停止制定该规章。
虽然《立法法》等法律法规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有一定的规定，例如，规定了征求意见和立法听证程序，但公众参与立法的程度很低，特别是一些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立法，经常是法律法规颁布之时，公众才知晓具体内容，造成公众的不理解和抵触，结果使法律法规的实施阻力很大。那么如何提高立法质量，如何判断一项立法活动既符合科学性又符合民主性，一直是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探讨的重大课题。实际上，第三方参与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已在一些地方进行了试点。所以，良法需要专家的参与来保障其科学性，同时也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来保障其民主性。
这一制度有利于缓解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的张力，有利于落实宪法的基本规定，有利于促进包括第三方在内的社会公众从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参与立法与评估。法律法规应最大限度地反映各方的诉求和利益，而不是为某个部门服务。
据悉，中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全国工商联承担了评估工作。例如，重庆市人大委托某律师事务所起草的《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就因上述问题而无法采用，在某种程度上浪费了立法资源。
虽然我国《立法法》第五、六条分别对民主立法与科学立法作出了原则性的要求，但目前我国立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部门利益法律化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弊端，关门立法、部门立法现象突出，制定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导致立法成本低、但执法成本过高。所以，在涉及科技风险的领域，引入第三方参与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